訪吳曉明：中國學術文化的自我主張與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隻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1]這一重要論斷，不僅強調了中華民族走自己道路的必然性，而且指明了這條道路與中華文明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本質聯系。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是在當今的曆史性實踐展開過程中，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進程中不斷被激活并創新發展的，隻有在這樣的理解基礎上才談得上真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華文明的整個發展進程既意味着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又意味着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任務。對此，戶曉坤對複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吳曉明進行了采訪，圍繞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曆史意義、中國學術文化自主性與建設中華民族現代化文明的文化使命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讨。

  一、現代化的普遍性與中國學術文化的時代使命

  戶曉坤：吳曉明教授您好！很高興您能接受采訪。近十年來，您學術研究的重點在于把對中國學術文化的總體性問題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進程及中國式現代化曆史性實踐的本質關聯之中思考。請您首先為我們談談如何理解現代化的普遍性及其特定條件？

  吳曉明：中國學術文化經曆的曆史性轉折與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具有本質關聯，這一主題之所以成立，并不僅僅是由于我個人的學術興趣所緻，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基于這樣一個基本判斷：中國式現代化的曆史性實踐将學術的使命、文化的使命托付給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了。

黨的二十大以來關于中國式現代化有很多讨論，如果從理論上來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我認為特别重要的，就是根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及其具體化要求來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構架。我們知道現代化對世界各國來講是一個普遍的任務，是一種普遍性。起初，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性發展開辟出的“世界曆史”實際上是一個支配性權力架構，也就是《共産黨宣言》所講的“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産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2](P277)因此，現代化，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是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可避免的、普遍的曆史性命運，《共産黨宣言》的說法是：“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産階級的生産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産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3](P404)就此而言，現代化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講都是一個普遍的、不可避免的曆史性任務。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理解普遍性。一般的理解方式是把普遍性先驗地強加給任何對象、任何内容。但是，自黑格爾和馬克思以來，我們就可以看出，這種理解方式就是時代的錯誤了。對于他們來說，任何一種普遍性都不可以被先驗地強加給任何對象、任何内容，而是要求它實現一種具體化，要求它根據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曆史環境來進行具體化。所以，現代化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作為一種普遍性并不是可以強加給任何對象、任何内容的，而是說它要根據具體的社會條件、特定的曆史環境而具體化。我們觀察現代世界就可以發現，雖然幾百年前現代化作為普遍的東西就已經出現了，但是直到今天，世界上的各個國家或地區，現代化的樣式非常多樣。如果我們簡單地以為，某種普遍性可以被強加給任何對象、任何内容，那麼現代世界早就變成一個整齊劃一的世界了。然而，這是根本不可能的。黑格爾說，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真正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能夠深入到具體之中，并且能夠把握住具體的普遍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得很清楚，他的方法就是“從抽象到具體”，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恩格斯在談到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時指出，如果把一般規律當作現成的公式，用它來剪裁各種曆史事實，那麼它不僅一無可取，而且還直接“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就此而言，從思想方法上來講，不是把抽象的普遍性強加給對象、強加給各種内容，而是能夠根據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曆史環境使這種普遍性得以具體化。

從理論上來說，中國式現代化就是根據中國特定的社會條件、曆史環境、文化傳統而得到具體化的曆史性進程，一種特定的現代化形式。馬克思特别強調社會條件和曆史環境的具體性，他在《緻查蘇裡奇的信》中指明：“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産的起源時……這一運動的‘曆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4](P430)在我看來，我們不僅重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國的社會條件和曆史環境相結合，而且根據當今的時代任務，又突出地強調了文化傳統的具體化及其重要性。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是這樣的一個現代化進程：它是根據中國特定的社會條件、曆史環境和文化傳統而來的現代化。所以，我認為，現代化作為普遍性，需要根據特定的社會條件、曆史環境和文化傳統而得到具體化。

  戶曉坤：确實如您所說，中國自近代以來不得不面臨現代化這一普遍任務。我們的人文學術與思想文化隻有置身社會現實之中，才能根據實踐的發展而取得創新。那麼您認為我們如何根據中國式現代化的曆史性實踐，來客觀地闡釋自近代以來中國的學術文化狀況？中國的學術文化肩負着什麼樣的時代使命？

  吳曉明：自近代以來，現代性的“權力”開辟出“世界曆史”，在世界曆史的基本支配和從屬關系中，任何一個地域、任何一個民族都必然地被卷入現代化的進程之中。馬克思曾引用黑格爾的“兩極相通”來說明，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由于“部分從屬”而極大地反作用于世界曆史進程。在世界曆史開辟的大規模的現代化進程中，近代中國實際上進入了一個被迫大規模向外學習的過程，而大規模的向外學習實際上開啟了中國在文化、學術、思想理論方面的一種“學徒狀态”。毛澤東曾經說過，現在西方是老師，我們是學生，不過這老師不好，它要打學生。這樣一種學徒狀态在近代實際上是可以經常觀察到的，甚至我們的人文學術，比如中國的語文、曆史、哲學，也都進入對于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态”之中。語文的語法是從西方借用的，同樣，曆史的表述方式、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來自西方，甚至我們的哲學——按照我的理解，哲學是文化的主幹、思想的母體、精神領域的核心——也是按照西方的方式來加以理解、解釋和闡述的。舉兩個例子：馮友蘭先生在寫《中國哲學史》時，他把朱熹的哲學叫作“中國的柏拉圖學派”；而牟宗三先生在給中國的“天”下定義時，他的定義是，“天”是“超越的、形而上學的實體”。可以說，由現代化的普遍任務開展出的大規模的對外學習，使近代中國學術文化進入到一種“學徒狀态”之中。

首先，我認為這個學徒狀态不僅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從曆史的發展來講，如果沒有這樣的一種“學徒狀态”，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中國各種學術的發展同樣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對于這樣一種“學徒狀态”給予客觀的評價。但是，任何一種學術、文化的真正的成熟，總意味着它要在特定的轉折點上能夠擺脫自身的“學徒狀态”，并且獲得“自我主張”。可以說，這不僅是學術、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而且實際上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發展的基本規律。哲學史上就有這樣的例子，比如，謝林在哲學的輩分上高于黑格爾，黑格爾最初追随謝林。但是，正如亨利希·海涅在《論德國的宗教和哲學的曆史》中寫道，這個學生終于有朝一日雄心勃勃地超過了老師。再比如，近代哲學曾經長期地處于理性神學的學徒狀态，哲學在中世紀曾經是神學的婢女，但是在特定的轉折點上——以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命題為标志——近代哲學開始獲得它的自我主張。黑格爾因此對笛卡爾給予很高的評價，并将他稱為“近代哲學之父”。這是因為，笛卡爾使哲學終于回到了自身的那個立腳點，即回到了思想之中，從而擺脫了對于信仰和權威的外部依賴。曆史科學，也即我們今天所謂的人文學術、社會科學，馬克思使用的術語是“曆史科學”，狄爾泰使用的術語是“精神科學”，它曾經長期處于自然科學的學徒狀态。按照科林伍德的說法，曆史科學曾經亦步亦趨地模仿它的“長姐”——自然科學。但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了“曆史理性批判”這一重要的思想運動，曆史科學終于意識到，它所謂的經驗對象與自然科學的經驗對象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東西。從此以後，曆史科學就成為一種自律的、自我授權的科學，它按照自己的規律、自己的範式來展開整個學術理論研究。

由此可見，“學徒狀态”雖然十分必要，但是它有一個基本的缺陷，即它是依賴的、模仿的、因循的，并且一般地采取“外在反思”的思維方式。進入近代以後，當時中國不同的社會階層在工業、軍事、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進行過艱辛的探索，然而“中國人向西方學得不少，但是行不通”。任何一種學術的、文化的真正成熟，總意味着它要在特定的轉折點上擺脫“學徒狀态”，并獲得其“自我主張”。這種轉折可以說是學術發展、文化發展、個人發展的基本規律或基本态勢 。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自主性與學術文化的自我主張

  戶曉坤：在您看來，随着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曆史性展開，中國學術文化在特定的轉折點上開始走向真正的成熟，獲得“自我主張”成為時代托付給我們的思想任務。想請您具體談一談，與“學徒狀态”的決定性脫離，對于真正理解和客觀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規定具有怎樣的哲學意義？

  吳曉明：與“學徒狀态”的決定性脫離，在中國自近代以來的曆史性實踐中表現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這是因為，與教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決定性脫離，是中國共産黨百餘年奮鬥、中國道路百餘年探索的重大曆史經驗之一。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哲學意義尤其體現在，真正地把握并具有了科學地說明曆史的唯物主義前提，“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曆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曆史就沒有任何價值”。^[2](P153)抽象的、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無法把握中國社會現實的實體性内容，更無法真正地形成中國問題和中國經驗。因此，與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建立起本質聯系的，不是抽象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在這樣的意義上才能夠說，中國式現代化進程與馬克思主義建立起本質的關聯。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都必須通過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來為之奠基，而中國的社會革命曆史地采取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正是這種道路、發展方向使中國式現代化進程與馬克思主義建立起本質的關聯，并且把這一曆史的重任托付給中國共産黨，這樣一種曆史進程是客觀的、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必須經曆中國化時代化，否則的話，它就不可能與中國的整個現代化進程建立起真正本質的聯系。所謂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就是與中國革命和現代化進程相聯系、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的思維方式上就是所謂“外在反思”，“外在反思”從來不深入事物的實質性内容之中，而僅僅是把抽象的原理、原則、普遍性先驗地強加到任何内容和對象之上。在這個意義上，“外在反思”就是教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僅體現在中國革命的階段，而且還體現在整個現代化建設的曆史性實踐中。在這個意義上，對于中國共産黨百餘年的曆史進程來說，沒有什麼比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更重要、更具決定性的了。由此展開出來的整個過程，就是作為總體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正是這個過程牢固地建立起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與馬克思主義的本質關聯，而這種關聯無所不在地體現在中國曆史性實踐的各個階段上。

我們以中國共産黨的成立為标志，可以将中國道路百餘年探索包含的兩個本質規定概括為，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這樣一種世界曆史的态勢下，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就成為必然的、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曆史性趨勢。自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統一，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這條道路上，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取得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積極成果，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劃時代成就。正是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使我們站上了新的曆史方位。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一新的曆史方位，使得我們能夠準确地理解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曆史意義：它能夠在完成現代化任務的同時，積極地開啟出一種新的文明形态，從而為人類作出貢獻，為世界曆史作出貢獻。唯其如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方能展現出它的世界性維度與人類文明意義。

  戶曉坤：确實如您所言，中國道路的曆史性發展，為中國的理論和學術、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提供了一個實踐性的基礎。您認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當如何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實踐自主性上，去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曆史意義？

  吳曉明：當中國式現代化被非常明确地提出來時，它就已經開始展現出自身的世界曆史意義了。這裡所謂的世界曆史意義，按黑格爾的說法，是指一個特定的世界曆史民族，在特定的曆史轉折點上承擔起特定的曆史任務；由于這種任務具有更高的普遍性，所以它便具有了世界曆史意義。近代以來的歐洲就是如此，它作為特定的世界曆史民族，在特定的曆史轉折點上承擔特定的曆史任務，由于這種任務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因而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當今中國式現代化也開始展現出它的世界曆史意義。它之所以能夠展現出自身的世界曆史意義，是因為中國式現代化在完成現代化任務的同時，在占有現代文明積極成果的同時，正在開啟人類文明的新形态。如果中國式現代化最終隻是形成像英國、德國、法國、美國等國的現代化，它就不具有世界曆史意義，它隻不過是作為現代性的某種特例、表征，而從屬于現代性本身。

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人類文明新形态具有兩個最基本的規定：第一個規定，它要能夠充分占有現代文明的成果，這一點是和浪漫主義的社會主義、共産主義完全不同的。馬克思的提法就是，必須充分占有現代文明的積極成果。他在《緻查蘇裡奇的信》中強調，俄國可能走這條道路，也可能走那條道路（這要根據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曆史環境），但是無論走哪條道路，它都必須現成地占有現代文明的成果。如果不能占有現代文明的成果，那就是貧窮的普遍化，并且會使一切陳腐的東西死灰複燃。第二個規定，它要能夠超越或揚棄現代性本身。如果不能超越或揚棄現代性本身，那意味着它隻是現代性的一種，而不可能成為人類文明的新形态。我認為，當前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讨論，在一定程度上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層。從世界曆史意義這一更高的普遍性來看，中國式現代化不僅走出了一條和西方現代化不同的道路，而且在這一不同道路的展開過程中，正在開啟出人類文明的新形态。這意味着，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不能把視野僅僅局限在現代性的框架之中。

因此，非常重要的是，中國式現代化在完成現代化的普遍任務、占有現代文明成果的過程中，正在開啟人類文明的新形态。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中國式現代化講到了五個本質特征，其中的一個是：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一本質特征的實現隻有超越西方現代性本身才是可能的。因為在現代性的範圍内，在資本的原則中，它的自然的和自發的趨勢絕不是共同富裕，而是貧富分化。這是必然的。所以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将資本的原則稱為“猶太本質”“猶太精神”，即唯利是圖。再舉一個例子，中國式現代化另一個本質特征是：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現代西方世界的國際秩序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基礎之上，而這一體系的基本原理就是叢林法則，就是弱肉強食，并且通過諸強力之間的制衡來維持國際體系的和平。我認為，在現代性的範圍内是無法真正理解和平主義的發展道路的。因此，我們一再強調絕不走國強必霸的老路，但現代西方世界似乎根本無法理解這一點，因為現代性的邏輯就是國強必霸，而和平發展的現代化一定要超越現代性本身。現代西方世界的邏輯叫做“霸道”，它無法理解“王道”。而中國古人講的“王道”，叫做“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如果不超越現代性本身，就不可能有和平發展的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現代化的一種路徑，而且它在完成現代化任務的同時，在占有現代文明成果的同時，正在開啟人類文明新形态。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的明确提出，意味着我們的曆史性實踐在特定的轉折點上達到了它的自我意識，也就是說，我們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立足于自身之上的。中華民族在這樣一個曆史性的轉折點上積極承擔起它的曆史任務，由于這一任務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因而具有了世界曆史意義。伴随着我們在實踐領域中取得了它的自我意識，那麼它的整個上層領域——思想、理論、學術、文化的各個方面，也将要發生相應的轉折。這一轉折可以被描述為：從近代開始的“學徒狀态”中擺脫出來，并獲得它的“自我主張”，中國學術文化隻有在中國式現代化這一實踐基礎之上才能獲得它的“自我主張”。

  三、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戶曉坤：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要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了積極承擔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文化使命，我們如何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相适應，深刻理解中國學術文化自我主張的内在要求與實現方式？

  戶曉坤：在您看來，根據中國特定的社會條件、曆史環境和文化傳統而得到具體化的現代化進程，是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最後想請您談一下，我們如何立足于自身、立足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在文化結合中，根據中國文化傳統的具體化來把握對外學習和自我主張這兩方面的相互關系？

  吳曉明：如果說，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要求根據特定的社會條件、曆史環境和文化傳統而具體化，在文化結合中必然包含着中國文化、中國傳統，因此，進一步深刻地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就成為今天面臨的重要問題。直到今天，從某種意義上說，依然存在着理解“傳統”的兩個抽象的極端立場。一個極端立場是：把傳統看成純粹消極的東西，為了完成現代化的普遍任務，就要不斷地削弱傳統，或者與傳統相割裂。另一個極端立場是文化保守主義，認為中國今天所有大大小小的問題都是由現代化帶來的，因此，回到傳統似乎就是開曆史的倒車。好像傳統是現成的，存留在遙遠的古代。有人想退到宋代，有人想退到漢唐，也有人想退到先秦。因此，更加深刻地理解文化傳統，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非常重大的主題——究竟如何來理解、把握這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