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迎聯：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邏輯理路——基于“勢能—效能—動能”框架的分析

農民增收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軸心，曆來深受重視。近年來，中央“一号文件”都連續瞄準“三農”問題，形成了一系列富農政策。在實踐中，農民增收并非是跨越“實然”與“應然”鴻溝的“必然”結果，低水平且不穩定往往成為“常态的情形”。因而，圍繞“農民增收”的主題而展開的學術研究，成為引領新時代“三農”發展的一種律動。縱觀已有的理論研究，促進農民增收的研究形成了宏觀與微觀兩種進路：一是聚焦宏觀層面的國家治理推動，主要關注制度創新、技術應用、市場盤活等對農民增收産生的效應；二是聚焦微觀層面的農民作用發揮，主要考察農民内在動力的驅動、自我效能感以及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心理資本等對增收的影響。這些研究成果基本奠定了新時代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理論框架，對推動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但是，無論是“國家治理”的宏觀分析理路，還是“農民作用”的微觀分析理路，都遮蔽了“鄉村”這一影響農民增收的中觀視角，忽視了國家治理正是在鄉村場域被轉化為增收治理效能，而鄉村增收治理效能也是培育農民增收内生動能的重要源泉。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問題在當前的鄉村振興實踐中日益得到重視，不僅“促進城市資源要素有序向鄉村流動，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千方百計拓寬農民增收緻富渠道”，而且“激發廣大農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活鄉村振興内生動力，讓廣大農民在鄉村振興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可以明确，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給農民增收帶來了新思路，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個切入點。那麼，破解新時代農民增收問題就不能局限于“國家—農民”的二維邏輯，還必須引入鄉村視角，從鄉村振興的建章立制到落地實施的系統化的動态場景中，确立促進農民增收的“國家—鄉村—農民”的三維格局與關系，這樣才能清晰呈現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民增收如何破題的完整邏輯，并對以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來紮實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戰略部署作出理論上的回應。

基于這樣的現實考量和理論需求，試圖建構一種新的“政治勢能—治理效能—内生動能”分析框架以超越當下促進農民增收的二維邏輯，來呈現更加符合新時代鄉村振興實施特點的農民增收推進邏輯。它既指涉農民主體維度的理念重塑和能力再造，也強調國家治理維度的各項制度和政策的精準落地，而且愈發強調過程維度上由鄉村振興戰略的制度優勢和政策利好向農民增收的治理效能轉化的程序和環節的優化設置。在理論上，這一邏輯理路把農民增收的國家治理推動與農民作用發揮納入到鄉村振興的背景中考量，通過建構國家、鄉村與農民三維共促的關系，将促進農民增收的宏觀視角與微觀視角深度結合，以彰顯問題解析、機理诠釋和路徑建構的内在關系和外在功能。在實踐上，它涵蓋了制度、政策、技術和治理的全面創新，進而在新時代促進農民增收實踐中彰顯出增收制度政策跟進、增收實踐模式建構和增收治理效能發揮等三者之間環環相扣、逐步遞進的目的性和可行性（如圖1所示）。

  一、三重張力：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初始背景

鄉村振興以促進農民增收為中心任務，就必須精準應對當下農民增收過程中的張力，即農民增收應然狀态與實然狀态之間的差距。從應然層面看，農民增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農業生産效率提升、鄉村增收優勢培育、農民内生動力激發。反觀農民增收的現實境況，仍存在多元交織的瓶頸，表現出農業弱質低效、鄉村資源脫域失嵌、農民被動依賴的實然狀态。此種背景下，聚焦農民增收應然與實然的張力就成為鄉村振興戰略促進農民增收的出發點。

1.農業生産效率提升之需與農業弱質低效之間的張力

長期以來，由于農業經營性收入是我國農民收入的首要來源，農業生産效率提高意味着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改善農業生産條件，促進農業生産力的發展，根據市場需求來安排生産項目，調整産業、産品結構，生産出符合市場需求的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産品。農民可以從生産力提高中直接受益，并在生産力的作用下變革農村生産關系，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增加農民規模經營收入。

然而，農業生産是自然再生産的過程，自然環境條件直接決定和影響農業生産經營效率和農産品的産量和質量，進而影響農民收入，這就導緻了農業天然的弱質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是如此。一方面，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種自然災害時有發生，加上農業基礎設施相對薄弱，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弱，突發的自然災害對農業增産、農民增收的破壞性尤其嚴重。另一方面，我國農業生産仍是傳統模式，農業産業化水平低。土地細碎化和小戶分散經營阻礙現代生産工具和具有規模效應的農業基礎設施的應用。大部分小農戶自身力量薄弱，資金、技術等要素投入不足，産業鍊條短，僅僅停留在生産環節，深加工、儲存、銷售環節跟不上，并且單打獨鬥的小農戶無法及時把握瞬息萬變的市場信息，其所提供的農産品難以适應市場需求。在近期大宗農産品價格下跌因素的影響下，農業經營性收入增收空間進一步收窄。農業天生的弱質性和農業現代化發展不充分等因素導緻了農業經營性收入無法作為農民持續增收的支撐點。

2.鄉村增收優勢培育之需與鄉村要素資源脫域失嵌之間的張力

農民城鎮轉移就業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增收的主渠道。2022年，工資性收入占農民收入的41.96%，成為促進農民增收的關鍵支撐。但是，高昂的房價、不斷攀升的生活成本和長期處于城鎮底層的就業狀态不僅阻礙了農民入城就業的步伐，而且還迫使一些外出打工的農民主動或被動地選擇返鄉就業。截至2022年3月，全國返鄉入鄉創業就業人數達1120多萬。其中，70%是返鄉創業的農民工。在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常态化背景下，需要打破既往隻注重促進農民轉移就業的路徑依賴，培育鄉村增收優勢以保障農民穩步增收。培育鄉村增收優勢就是把城鎮優質要素引入鄉村，并激發鄉村各類要素的活力，因地制宜地通過産業升級、延伸和融合，盤活和整合鄉村各類有形資産和無形資本，依托資源、生态、景觀、文化等優勢，形成産業亮點。通過資源外引和内挖相結合，促進鄉村優勢特色産業的成長，以有效的資源利用和産業增長為基礎，吸納農民就地創業和就業，為農民增收提供關鍵支撐。

産業、人才、資金、技術、信息、服務等要素是培育鄉村增收優勢的基礎。20世紀90年代至今，受比較利益的驅動，農村要素源源不斷地單向流入城市，導緻村莊嚴重“貧血”。鄉村振興戰略通過系列制度和政策創新，引導要素配置和資源條件向鄉村傾斜集聚，促成了資源下鄉的全面強化。在資源下鄉的具體實踐中，資源注入的剛性設計缺乏與鄉村的彈性适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資源下鄉的供需失嵌與鄉土排斥。一方面，為保證資源的安全和使用效率，下鄉資源都有明确的使用規定，其使用标準、規範和程序越具體，就越可能不切合鄉村實際，越脫離農民的實際需求和偏好，越不容易得到農民的參與和配合。在嚴格要求下，資源落地使用不敢變通。為應對上級的督導檢查，基層治理的目标演變為按照标準的流程和規範完成上級安排的任務，而不是因地制宜地服務于農民增收。另一方面，資源下鄉實質上是現代産業在鄉村的延伸，現代企業以市場競争、合作和效率為核心的企業文化和績效管理模式與農耕文明和熟人文化浸潤的小農理性和道義經濟存在較大的差異，容易導緻“外來”資源與鄉土社會的互動不暢，造成下鄉資源被鄉村所排斥。此外，一旦鄉土社會熟人文化的作用超過政策法規的約束力，下鄉資源還容易淪為“人情交易”的商品。

3.農民内生動能激發之需與農民被動依賴之間的張力

農民增收固然與政策、資金、産業、技術和服務等外在支持條件相關，但根本上還要有賴于激發農民增收緻富的内生動能。當前，各級黨委和政府壓緊壓實責任，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進程中，持續加大對農村發展的支持力度，着力補齊農民增收的短闆。在強有力的外部支持下，農民增收的内生動能就成為促進增收的關鍵性因素。鄉村振興的主體是農民，陣地在鄉村。農民既是鄉村振興的受益者，也是重要動力來源。投身于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實踐是農民基于美好生活需要的逐利行為，這不僅能夠充分發揮農民最革命、最能動的作用，充分調動其智慧、知識和技能，而且能為農民帶來更好的決策體驗感和成果獲得感，不斷提升其綜合素質，實現内生動能的增收優勢轉化。

内生動能的激發主要依靠農民主體的“在場”。由于農民基本是以家庭為單位從事農業生産，村集體經濟支撐不足，這成為鄉村公共事務和農民自治開展的阻礙。增收産業或項目入鄉後，缺乏直接傳達到農民的渠道，一些地方以幹部意志代替農民意願，使農民成為被動的配合者和接受者。不僅如此，部分農民看到國家對農村大量的項目和資金支持，尤其是見證了政府主導下的巨大脫貧成就，産生政府會繼續包攬增收的認識，形成被動依賴的心理。農民主體性缺失制約了其内生動能的發揮，抑制了他們努力增收創造美好生活的熱情。

  二、三維構架：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運行過程

農民增收是“三農”發展中一個長期累積性問題，一直廣受關注。早在20世紀30年代，梁漱溟就将其歸結為“一個政治問題”，并申言“中國經濟上所以無辦法，亦實為政治上的無辦法”。當下，适應農民增收形勢的嚴峻性、增收制約因素的複雜化，中國共産黨以鄉村振興為抓手，以強大的動員力和組織力為保障，能夠做到“政治上有辦法”。鄉村振興形塑了新時代促進農民增收的現實樣态，在促進農民增收的過程中形成國家—鄉村—農民同行聯動關系，表現為“聚勢能—釋效能—育動能”的邏輯理路。具體來說，在國家宏觀層面，體現“黨領政行”，通過制定鄉村振興戰略，來凝聚促進農民增收的政治勢能，即推動鄉村振興政策執行向着符合突破增收瓶頸、促進農民增收的預期演變；在鄉村中觀層面，以政治勢能推動各種要素資源嵌入鄉村，通過結構嵌入、認知嵌入和文化嵌入三個路徑重構鄉村增收場域，從而生成促進農民增收的治理效能；在農民群體的微觀層面，通過村社組織振興對農民賦權增能，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激發農民增收的内生動力。

1.國家在場：凝聚高位推動的政治勢能

農民增收瓶頸制約關涉農業産業特點、農村要素資源和農民内生動力等多方面。增收瓶頸的重疊交織和時空累積使增收困局以動态變化的方式維持着連續性，這表明相機而為的碎片化治理難以奏效，必須發揮“國家在場”的綜合治理功能。通過鄉村振興國家戰略的政治動員、制度和政策創新、利益協調等手段形成“黨領政行”的政治勢能以持續推動農民收入增長，這一方式顯示國家力量在農民增收中的在場。“勢能”原本是物理學名詞，指的是蘊藏于事物内部的能夠釋放或進行轉化的能量，近年來，“勢能”被運用到政治學領域形成“政治勢能”的概念來解釋中國特色國家體制在應對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中所采取的高位推動公共政策執行的政治行為。将經濟社會發展中需要解決的問題納入國家戰略是政治勢能生成的重要機制，也是社會治理國家在場的鮮明特征。消除農村絕對貧困隻是完成了底線任務，以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實施來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則是全面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重點任務。

針對農村絕對貧困解決之後的農民增收難題，黨和國家能夠做到“政治上有辦法”，一個重要的方式就是以頂層設計為切入點，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凝聚勢能。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農民增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黨中央和國務院密集發布政策文件，把提升農業生産效率、培育鄉村增收優勢、煥發農民内生動力等促進農民增收的制度和政策措施納入到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設計中，其目的在于統一認識、自上而下傳遞政治意圖以及促進增收任務的分工與協調。國家通過層層動員和部署對地方形成了強大的勢能壓力，使促進農民增收問題被提升到關乎“政治正确”的層面，對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和升遷産生重要影響，地方政府的“政治性”被充分調動，逐級召開專項會議傳達學習文件精神，并結合地方實際對執行規定和激勵機制進行細化，開展有針對性的增收“創制活動”以響應上級的指示和号召。在上述政治勢能的形成與傳遞過程中，從中央到地方的鄉村振興組織架構以及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推進機制是有效推動農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形成了“黨政同責、上下統籌”的工作格局，不僅克服了農民增收治理的“碎片化”積弊，而且強化了農民增收在鄉村振興治理事務中的中心位置。

2.外源嵌入：釋放鄉土社會的治理效能

從經濟意義上看，鄉村作為以地緣和業緣關系為基礎的經濟單元，是農民增收的核心場域。農民增收瓶頸制約的關鍵因素是鄉村場域各種發展資源要素的稀缺和運用失當，其實質是資源要素供給與治理能力的張力。在鄉土社會“過疏化”和“原子化”情形下，鄉村組織信任面臨流失、本地參與面臨道德風險、資源和要素内生面臨梗阻，這需要借助外源性力量重塑空巢化鄉村場域的增收條件和功能，釋放鄉村增收治理效能。如此，政治勢能作為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根本動力的實質在于如何動員資源下沉鄉村以實現鄉村增收的持續再生産。在鄉村振興戰略縱深推進所凝聚的強大政治勢能推動下，面向農民增收的外源下鄉已經常态化，主要表現為政府、社會和企業對鄉村輸入增收項目和産業，而輸入的增收外源作為促進農民收入鄉村内源式增長的必要條件，并非是同具體社會情景分割的因子，而是要實時嵌入鄉土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之中。

外源嵌入是指各種資源要素配套以增收項目和增收産業的形式到鄉土社會“紮根”，從而推動鄉村構建現代産業體系、生産體系和經營體系以促進農民增收的過程，包含結構嵌入、認知嵌入和文化嵌入三個路徑。首先，以結構嵌入打破鄉村的熟人秩序，政府以結構嵌入置身于鄉土社會網絡中，破除由宗族勢力和人情交往導緻的關系壁壘和分利困境，規避公共資源的私人占有，使國家高标供給的增收資源惠及盡可能多農民，增強農民的獲得感，從而形成穩定的增收激勵機制。其次，以認知嵌入提升促進農民增收的措施與鄉村的适配度，提高增收治理效率。由于“外來性”的影響，政府與農民之間存在雙向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政府部門對村莊的特點、農民的需求偏好和經營能力缺乏充分的了解，而農民對政府所采取增收措施的目标、配套資源、實施程序等信息往往也是知之甚少，信息不對稱導緻政府和農民對彼此行為的預期不盡相同，進而造成政府與農民的增收合作不暢。通過認知嵌入達成政府與農民間的對策性信息交流，把政府促進農民增收的意圖、方法措施向農民傳達，強化農民的認同感，同時在增收措施的制定中也充分考慮到村莊的多樣性、差異性和農民的需求點，柔化政策措施的剛性，推動形成促進增收的鄉土合作，抵消“外來性”。最後，以文化嵌入使下鄉的項目和産業在利潤最大化的目标之下内含人情關系最大化的邏輯，實現現代市場經濟規則與鄉土社會規則和小農理性之間的平衡，賦予下鄉項目和産業“鄉土性”來破解下鄉項目産業“落地”不“紮根”的困境。當鄉土文化融入項目和産業，同時項目和産業又使之産生了與之相配套的新鄉土文化後，下鄉項目和産業就獲得了持續的動力，而不再僅僅是一個孤立的“項目”或“産業”，從而持續發揮帶動農民增收的作用。

3.組織振興：培育農民主體的内生動能

憑借外源嵌入，打破鄉土社會經濟低水平均衡的循環，在短時間内得以釋放鄉村的增收治理效能，但從長遠看，這種增收治理效能的維系還需要農民的内生動能來支撐。以産業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為例，這類基礎設施往往使用與維護一體，政府投資建成後，在管養上需要進一步吸納農民參與。農民增收需要外源力量與内生動能同構，鄉村振興戰略中一系列助農、惠農和興農政策的出台都是意圖增進農民福祉，但千頭萬緒最終還需要農民的自主性實踐。鄉土社會在外源力量的不斷形塑下獲得增收治理效能也是一個系統性過程，無論是建設公共基礎設施支撐增收，還是發展鄉村産業帶動增收，抑或是完善公共服務保障增收，都不是農民個體所能夠承擔的。然而，農民的去組織化恰恰是當前我國農村發展中的一個突出問題。農民去組織化的一個突出後果是内生動能的弱化。分散的農戶缺少與其他利益主體進行談判的能力，利益容易受損，村莊的增收治理就不容易得到農民的響應參與，甚至受到農民的抵制，不利于農民内生動能的激發。在村莊農戶集體失語，遊離于村莊發展之外的情形下，下鄉資源越多，農戶就越有被排斥和邊緣化的風險，極易導緻“資源消解自治”的村治困境。

黨和政府洞察到鄉村振興中出現的“鄉村運動而農民不動”的悖論現象是源于對農民的組織和動員的缺位。因此，近幾年黨和政府在統籌整合各類增收資源下沉農村的同時，注重通過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創辦合作社的實踐機制實現農民的組織化。截至2022年3月底，全國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達222.2萬家，輻射帶動了近一半的農戶。村社組織建設是培育農民内生動能的有效路徑。首先，村社組織為培育農民内生動能提供了組織工具。村社組織對外能夠憑借其組織談判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農民個體的參與困境，有效對接外來資本，維護農民的利益；對内能夠發揮整合作用，凝聚村社内部分散的農戶，形成具有市場競争力和抗風險能力的産業規模經營，維護了農民的經營利益。同時，農戶的需求和願望能夠通過村社組織及時傳遞給基層政府，保障了農民的話語權。村社組織對農民利益的維護和對農民意願的尊重，增進了農民對增收治理和建設的參與感和責任感，從而激發了農民的内生動能。其次，村社組織為培育農民内生動能提供了組織載體。村社組織是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同構的網絡模式，即農戶彼此交往的關系模式，因而可被視為一種角色分工的共同體。通過村社組織的帶動壯大了村莊經濟體量，投資、管理、服務的需求凸顯，農民可以獲得村莊産業項目投資者、村莊經濟活動管理者和公共事務參與者等多樣化的角色選擇機會，而不僅僅是局限于打工者的角色。農民在村社組織中進行豐富化的角色實踐，能激發其自我效能感，從而有了更多的動力參與增收建設與治理。不限于此，村社組織秉持共建共享的激勵原則，也緩和了成員間的利益矛盾，建構了組織成員間的信任，推動了農民參與範圍的延伸、參與程度的深化，農民對新角色的體驗愈發深刻，進而強化了農民對村社組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農民參與熱情也不斷提高，内生動能得到增強。最後，村社組織為培育農民内生動能提供了組織環境。内生動能的一個重要面向就是農民是否具備有效參與的知識技能。農民具有參與的知識技能不僅表現在能夠建立拓展社會關系網絡并從中汲取資源，而且表現在能夠将先進技術運用于農業生産中，還表現在能夠憑借新的技術、産業、業态和模式實現内外資源的深度整合，這都有助于使農民成為鄉村振興促增收的參與者和貢獻者。村社組織為農民提供了交流和實踐平台，随着農民之間互動的增加和共識的達成，進而形成一個以鄉村振興促增收為核心的實踐共同體，農民之間可以相互共享信息，學習其他人的增收知識和技能，農民在經營決策、資源整合、新技術運用、生産管理、市場銷售等方面的能力得到很好的鍛煉，重新回歸增收建設和治理參與主體的角色。

  三、三鍊同構：基于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過程框架的行動策略

“政治勢能—治理效能—内生動能”的框架對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内在邏輯和作用過程作出了界定性分析。但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實效和水平則是在行動策略中凸顯出來，故而，尚需要解決過程框架層面上的行動策略設計問題。基于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過程，為了實現農民持續增收，就需要針對國家、鄉村和農民組織三個層面進行組合發力：國家構建政策鍊、鄉村完善産業鍊、農民村社組織優化利益鍊，發揮“三鍊同構”的整合效應，使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實現可持續發展。

1.以政策鍊構建推動政治勢能的傳遞

鄉村振興的全面實施意味着“三農”發展進入了轉型升級的曆史階段，農民增收在這一背景轉換中面臨着更多的機遇和挑戰，需要以超常之力去實現。政治勢能必然成為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關鍵性驅動力和引領力，主要體現在政策支持和引導上。一方面，政治勢能作為一種政治信号雖然能夠以“講政治”為觸媒對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落地變現發揮作用，但從運行過程看，不同位階的政策文本蘊含的政治勢能強弱不同，一般而言，政策文本位階越高，其政治勢能越強，越是追求内容宏觀、立意深遠，對如何因地制宜地進行技術性和專業性的具體操作，往往不會詳細展開，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具體政策跟進，就會導緻勢能在傳導過程中耗散和消弭。另一方面，如果隻注重高政治勢能的政策文本的制定，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忽視或替代常規化、制度化的建設，導緻治标不治本，難以對農民增收産生持續性的促進效應。一旦高政治勢能的政策産生極化效應，體制内原有的“唯權是瞻”現象也會随之極化，進而出現因“坐等上令”而延擱要務的現象。循此，政治勢能并非抽象的存在，而是通過政策蓄積和傳導，将促進農民增收的戰略要求投射到鄉村振興的政策過程，形成彼此關聯、相互促進、協調統一的政策鍊，政策更具周延性和合理性，對于傳遞政治勢能尤為重要。

政策鍊承載着政治勢能的狀态和容量，既是政治勢能得以集聚的物質依托，也是政治勢能傳遞的現實載體。從政治勢能承載和傳遞的角度看，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政策鍊應由總體戰略規劃、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三部分組成。總體戰略是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出發制定的農民增收的總體規劃和藍圖，是把握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發展方向的綱領性政策，它在政策鍊結構中處于頂端，決定了其在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體系中的關鍵地位，應該在明确促進農民增收是鄉村振興中心任務的基礎上，進一步制定相應的發展目标、發展重點和保障措施。基本政策是鄉村振興某一領域的增收總政策，在其領域内對農民增收起着基本的指導作用，支撐着具體增收政策的實施。基本政策有利于科學分解任務，使政治勢能科學精準地落位。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基本政策應該立足産業振興、人才振興、生态振興、文化振興、組織振興五大領域，制定各領域的增收政策，這些基本政策排在同一位階，相互關聯。具體政策是在基本政策領域中付諸行動的執行政策。政治勢能最終要進入地方治理層，具體政策使政治勢能變現，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治勢能的高開低落。在産業增收方面，要以現代農業的發展為指向，以推動農村一二三産業融合為核心，因地制宜制定發展鄉村現代産業拓寬農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在人才增收方面，既要制定外引人才帶動增收的政策，也要形成依托“田秀才”“土專家”“緻富帶頭人”等鄉村人才帶動農民增收的政策供給；在生态增收方面，要制定生态補償惠農政策和生态資源、生态産品增收政策等；在文化增收方面，要通過鄉村文化建設對農民增收進行政策支持；在組織增收方面，要重點針對壯大鄉村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構建利益聯結機制制定相應的政策。總之，将政治勢能融入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鍊中，通過政策鍊的運作，使政治勢能不斷凝聚與變現，切實促進農民增收。随着時間的積澱，一些促進農民增收的因素和經驗也會被總結提煉進入到鄉村振興治理體系的内涵和要求之中，強化政治勢能持續地促進農民增收。

2.以産業鍊完善強化治理效能的發揮

鄉村發展要素的流失使其無法依靠自有資源主導農民增收，并且相對封閉的經濟循環系統使鄉村缺乏将生活性資源轉化為生産性資源的動力和途徑，鄉村自身也難以具備促進農民增收的功能。政治勢能通過政策鍊對鄉村進行要素輸送的目的并不是将要素資源注入鄉村而放任自流，而是要釋放鄉村的增收治理效能，主要表現就是通過增收項目和産業下鄉的方式将外部資金、人才、技術、信息等資源要素注入鄉村，使它們與鄉村多元主體提供的異質性要素有效對接，形成産業鍊，并在外來要素資源和鄉村内部要素的互構和适配中增強産業鍊的韌性和競争力，使鄉村具備促進農民增收的條件和能力。建設鄉村産業鍊不僅是鄉村增收治理效能生成的根本保障，更是鄉村增收治理效能源源不斷發揮的重要途徑。通過産業鍊完善，強化鄉村增收治理效能的發揮，主要是針對農民增收的痛點、卡點和堵點，以延鍊、拓鍊、強鍊為重點，發掘鄉村新的增收功能和價值，培育鄉村新的增收産業和業态，把農戶組織到産業鍊上，帶動農民增收。

鄉村的增收治理效能通過縱向延鍊和橫向拓鍊得以發揮。一方面，縱向延伸鄉村産業鍊。将原來相互割裂的農業生産經營環節串接起來，形成集生産、加工、銷售、服務于一體的新業态。産業鍊縱向延伸不僅将資源配置由市場化轉為内部化，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深加工能夠提高農産品附加值，增加農民的經營性收入。另一方面，橫向拓展鄉村産業鍊。通過“農業+旅遊”“農業+教育”“農業+康養”，挖掘鄉村新的增收功能和價值。産業鍊的橫向拓展，增加了農家樂、民宿村、采摘園等經營方式，從而增加了農民家庭經營收入。鄉村産業鍊不論是縱向延伸還是橫向拓展都增加了新的工作崗位，可以吸納農民就業，這不僅意味着農民将獲得工資性收入，而且還能由于農民轉移就業所産生的集約效益間接地提升農民家庭經營收入。不僅如此，鄉村産業鍊的延伸和拓展都強化了對農村土地流轉和金融發展的期待，倒逼農村地價上漲和金融活躍，成為農民财産性收入增加的直接因素。

持續發揮鄉村的增收治理效能還需要對鄉村産業鍊進行“内向”強鍊，即推動鄉村産業鍊自身的提檔升級，提升産業鍊的質效。一方面，對産業鍊進行數字化轉型升級，不斷拓展智慧化應用場景，建設智慧農、林、牧、漁場，開展育苗、土壤監測、氣象預警、灌溉施肥等環節的智能化應用，提高生産效率和産品質量，實現豐産增收。借助數字技術可以構建高效的流通機制，形成了産品的線上銷售渠道，讓産品打開銷路，促進農民增收。許多農民通過直播、短視頻等新型數字化商業模式，實現了收入的大幅度增長。另一方面，實施産業鍊的标準化運作，建設标準化生産基地，實現産品選擇、質量控制、客戶服務、倉儲物流等方面的标準化管理，培育綠色有機優質農産品，加強質量安全監管體系建設，不斷提升農産品質量安全水平。産業鍊标準化運作便于農民掌握現代經營方法和模式，提高了農民的生産經營水平，促進農民經營增收。

3.以利益鍊優化鞏固内生動能的維系

如前文所述，在農民組織化不足的背景下，小農戶對接資源、技術和市場的能力低下，其增收的内生動能也必然走向式微，培育農民增收的内生動能需要依托村社組織提供的工具、載體和環境。但這并不意味着農民增收的内生動能可以在村社組織環境中自然而然地産生和維系。如果缺乏合理的聯農帶農利益鍊，大多數農民不能通過村社組織而獲得合理的經濟回報，農民增收的内生動能就難以被激發出來，更無法鞏固。聯農帶農的利益鍊是指村社組織通過其生産經營活動直接或間接帶動農民受益的關系鍊條。村社組織将黨組織的政治引領、集體經濟的抱團發展和農民利益保護等要素有機融合，按照自願互助、平等互利的原則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滿足了農民對現代社會化服務和流通體系的需要，架起了小農戶對接大市場的橋梁。但是，村社組織的發展目前仍處于初級階段，聯農帶農的利益聯結關系還存在着許多缺陷，大多數村社組織對農民的服務主要集中在農資供應、信息發布、市場銷售和技術指導等方面，雖然這種利益聯結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保證農民增收的持續性，但農民沒有參與到村社組織的經營管理中去，沒有從村社組織的留存收益中獲利，這種利益聯結鍊也不穩定。由于聯動帶農的利益鍊存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農民參與其中增産增收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受村社組織培育和維系農民增收内生動能的治理目标的驅動，優化聯農帶農利益鍊需要圍繞建立合理的農民利益共享機制展開，而非僅僅依靠村社組織收購農産品來獲得收入，這樣才能維系農民的内生動能，使農民與村社組織齊心協力共同擴大增收。當前，鄉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合作社是村社組織中最主要的組織形式，優化聯農帶農的利益鍊重點應該針對集體經濟組織和合作社進行。

鄉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農村社區成員共同所有、共同勞動、共同享有勞動成果的村社組織，在保持集體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原則上應該以個人股為主将資産全部量化到農民身上，通過資産量化和股權确認，農民可以按相關股份比例獲得分配收益，從而有效調動農民參與集體資産管理的積極性，徹底激發增收的内生動能。如果需要設立集體股，集體股所占比例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大會讨論決定，原則上不應超過30%，集體股設置主要為了保障村集體組織正常運轉、繳納稅費、社會保障支出和必要的公益支出。比如，在一些集體經濟比較發達的鄉村，村集體會統一負責繳納全村水電費，提供免費幼兒教育、養老服務等。這樣就以村集體經濟為核心提升了村莊凝聚力，使農民看到增收緻富的希望和奔頭。同時，在基層黨組織的推動下，村集體經濟組織牽頭成立土地合作社，引導農民将土地委托給村集體經濟組織進行統一流轉，這能夠很大程度提高農民在與工商企業談判中的地位，保護農民的土地租金收益，提高農民參與土地流轉增收的動力。

農村合作社作為一種以利益為紐帶自願聯合的互惠互利的村社組織，應該合理設置股份結構，以土地折價入股和資金入股的方式使農民社員在其内部占有絕大多數股份，并對社員認購股金的最高額限作出規定，以防止少數人利用資本力量控制合作社業務活動，使合作社偏離為農民社員提供服務的軌道。以産權為基礎，采取惠顧返利和按股權分紅相結合的利益分配原則。可以通過統一購買農資，優惠讓利、保護價收購，收購讓利、統一銷售，結算返利等形式對社員按惠顧額進行返利。農民社員可憑惠顧額取得返利，同時還可以按股份取得分紅。

通過建立合理的農民利益共享機制，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合作社等村社組織聯農帶農的利益鍊得以優化，村社組織的合作更加穩固，廣大農民依靠村社組織來提高市場競争力，維護自身利益，進而在組織合作帶來的惠利中獲得了更高的增收主動性與能動性，增收成為他們自覺持久的行動。

  四、結論與政策含義

當下農民增收的“應然需要”與客觀上的“實然狀況”之間存在較大的張力，正是這種張力使農民增收成為新時代新征程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所必須解決的現實焦點問題。農民增收既關系到實現共同富裕，也事關農村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全局。黨和政府通過鄉村振興戰略的頂層設計使農民增收獲得了高層權威的背書，被賦予了強大的政治勢能。在政治勢能的強力作用下，政策紅利驅動外部要素資源以增收産業或項目的形式紮根鄉村，以産業化、市場化和數字化的标準對鄉村傳統生産體系和經營方式進行改造，創新農業生産方式，發展規模化經營、社會化服務，從而不斷釋放鄉村增收的治理效能，進而生成農民内生動能培育的空間：充滿活力和富有增收治理效能的鄉村具備了農民增收的條件和保障，為農民帶來了增收希望和動力，激發了他們對自身“增收利益主體”身份的認同，帶動了他們投身鄉村建設和發展、努力增産增收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而通過村社組織振興培育農民内生動能反過來也為鄉村增收治理效能不斷釋放提供了持久的基礎。質言之，基于“政治勢能—治理效能—内生動能”的分析框架，可以演繹出農民增收在新時代新征程鄉村振興背景下的基本邏輯，對這一邏輯展開研究不僅可為豐富鄉村振興和農民增收的理論提供學理支撐，也可成為考量當下鄉村振興狀況的一個分析框架。

分析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邏輯理路具有三個方面的政策含義：一是就國家層面而言，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需要政府暢通的政策傳遞和精準的政策着力，這就需要運用“以黨領政”方式将高層凝聚的政治勢能進行科層傳遞以加強各部門、各層級政策制定主體的協調聯動力度，使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總體政策、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銜接配套，提高政策内容聚焦的精準度和政策傳遞的效果。二是就鄉村層面而言，要通過深化改革盤活鄉村存量資源，使鄉村有條件、有能力吸收外部資源要素下鄉的紅利。同時，增收項目和産業下鄉要注意“入鄉随俗”以獲得“本土性”，并要充分考慮村情村況，着眼于滿足農民生産生活和長遠生計保障需要，補齊鄉村發展短闆，切實防止下鄉增收項目和産業因流于打造樣闆和亮點而陷入“懸浮”的困境。三是就農民層面而言，農民是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的中堅力量，不能忽視發揮農民參與的主體作用，必須以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為基礎，重視構建合理有效的聯農帶農利益鍊條來放大農民的産業增值收益，在鄉村振興的實踐場域中開拓出農民增收内生動能的培育之徑。

來源：《中州學刊》2024年第1期

作者：孫迎聯，bet356手机版唯一官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