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和平主義”的定義總是依賴于一定的背景。19世紀以來，這個大背景也在不斷變化之中。我們無法完整地闡述這些變化，隻能列舉19世紀80年代至今歐洲共産主義和社會主義曆史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幾個例子，以此來說明問題。這種曆史的回顧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讓我們通過一個長時段的視角來理解社會主義與共産主義是如何思考和實踐“和平”的。
一、早期對和平主義的批評、拒絕與實踐
從1880年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歐洲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組織（或者說第二國際時期），對“和平主義”一詞是持懷疑和批判态度的，他們更願意使用“反軍國主義”一詞，因為他們認為“和平主義”是資産階級的用語，目的是維護一種抽象的和平，但是卻脫離了社會問題和階級鬥争。
實際上，“和平主義”一詞最早是由一個國際和平聯盟的精英群體所創造并使用的。但是“和平主義”并不意味着完全拒絕拿起武器。它主要是法律意義上的表述，目的是針對不公正的暴力行為而采取正義抗争的可能性，并以合法形式去保護它。
因此，從源頭上看，這種“和平主義”與社會主義傳統關聯不大。與此同時，随着法國與德國之間沖突的增多（尤其是在殖民問題上），社會主義運動更多關注的是國際仲裁和維護和平的問題。可以說，對于和平主義問題，當時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接受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态度：它既與法國大革命傳統無關，又與啟蒙運動的普世主義無關，雖然這是一種寶貴的精神傳承，但是它仍停留在資産階級的狹隘框架中。所以，我們應當重新審視它，并賦予其社會主義的意義。
一個世紀之後，對于社會主義者來說，與資本主義作鬥争就是為了和平而鬥争。饒勒斯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他的和平主義思想卻受到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其他左翼政治派别的批評，他們認為饒勒斯關于和平的主張和行動不足以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
這種争論其實反映了關于“和平主義”思想的基本問題。這種思想其實并不完全排斥武裝和戰争，反而包含了這些内容。這種思想在任何時候都不屬于被優先考慮的問題，它其實就是一個争論的主題，并不是針對的主要目标。因此，和平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個詞彙并不總是在一起出現。“和平主義”隻是後來才被接受成為一個經常使用的詞語，但這個詞曾經備受左翼思潮的懷疑。
二、1914年之前關于和平能否實現的争論
實際上，除了關于和平形式上的目标外，還有許多不同的争論。比如在一戰前的社會主義思潮中，理論界的很多争論都是關于以什麼方式實現世界和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國主義論”。他認為，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必經階段，而隻是這個體系中出現的偏差，當然需要付出的代價是很大的，所以資本家們必須聯合起來去阻止它。基于這樣的分析，考茨基和當時的許多社會主義者呼籲通過大國談判來進行普遍裁軍以避免戰争，同時希望通過國際會議、仲裁法庭、政府間協商等形式來阻止不斷攀升的軍費支出。第二國際的左翼，尤其是羅莎·盧森堡和列甯等人，堅決地批判這種理論。他們堅持認為資本主義的矛盾必然會導緻戰争的爆發。艾琳·佩蒂特在為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寫的前言中，就指出了盧森堡對這種理論的批評意見。對于列甯來說，他并不反對戰争。他在1916年6月發表的《無産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中，已經預見到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戰争的可能性，并且認為在戰争期間完全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的矛盾。
從曆史的長時段視角來看，戰争的擁護者與和平的支持者之間不存在唯一的區分标準。因此，和平可以作為一個目标或是一個願景，但絕對不是當前優先考慮的事情。
三、1917年之後的情形與俄國革命
1917年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後，在新的共産黨創建過程中，關于和平的争論又再次出現。對于布爾什維克黨來說，和平應該是人民的事情，而不是單純的外交策略。因此，應當與以前的邏輯相決裂。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第一個大動作就是向世界宣布了《和平法令》。人們對第一個新生的共産主義政權所寄予的莫大希望确實與這個法令相關，它同時為歐洲指明了避免危險沖突的出路。
一戰前夕，工人運動中關于和平問題的争論和立場的确比較複雜。布爾什維克革命頒布的《和平法令》其實與當時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原則”相呼應。這時的“和平主義”一詞又回到了它最初的定義，而這也是一些工人運動團體所極力反對的。在這種概念下，還遠遠談不到階級鬥争或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鬥争。此外，共産主義者們對國際聯盟是持否定态度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列甯政治生涯的最後幾年，他提出了蘇聯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實現暫時性和平共處的構想。而這也是對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争論的終結，因為世界革命并未成功，各種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此，“和平共處”思想在實際上正式誕生了。列甯與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斷然調整了若幹年前他們制訂的戰略。
四、面對法西斯主義如何實現和平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和平主義在歐洲的政治思潮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對于社會主義者和共産主義者來說，其地位更加突出。許多人堅定地認為，“再也不需要戰争了”。但這樣的态度對于實際鬥争中如何處理與和平的關系又提出了新的問題。
從1934年開始，和平仍在蘇聯的官方宣言和“人民陣線”的策略中占據很重要的位置。他們認為，當德國納粹黨于1933年取得政權後，有必要集中力量去保證和平。因此，蘇聯就需要與西方的民主主義者結為聯盟。此外，在1939年至1941年間蘇德條約簽訂之時，對和平的強調又再次出現在這種臨時性的結盟中。在這兩年間，幾乎所有共産主義運動提出的政治宣言都涉及“和平”這個詞。
從社會主義政黨這方面看，他們與共産主義者一樣，都認為和平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大家都拒絕重蹈一戰的覆轍。但是這兩種力量的目标是不同的，因為對于大多數社會主義者來說，需要宣揚一種與革命傳統相決裂的改良社會主義模式。在同一時期，還存在某種絕對意義上的和平主義。
五、1945年之後和平主義從大規模的群衆運動逐漸走向衰落
和平主義同時也在群衆運動中加以表達，有時的規模還很大。在整個20世紀，除了政治精英、知識分子階層外，還曾有數百萬的民衆加入呼籲和平的動員中。但這種大規模的動員也隻是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當時的國際大背景是籠罩全球的核武器危險，而為之最擔憂的還是普通大衆。
1945年之後的和平運動改變了面貌。蘇聯以及受其影響的國家在其中占據了決定性位置。共産主義運動發展出來的和平主義由此改變了其目标，特别是在斯大林去世後蘇聯提出了“和平共處”思想。通過1952年4月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經濟大會，蘇聯展示出一個和平大國的形象，并向世界宣告已經進入一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存的時代。即使這些倡議并沒有馬上産生實際效果，但是畢竟已經邁出了第一步。
赫魯曉夫上台後，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和平共處”已經成為蘇聯領導人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經常性口号。自此，和平成為國際主要目标，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不要打破現有的領土平衡。
因此，在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态機制中，和平必然是一個中心角色。當然，那時的大背景就是保護蘇聯的國家利益。但是除了戰略上的考慮外，蘇聯對和平的強調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也推動了對和平問題的廣泛宣傳。到20世紀80年代時，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一項重大任務就是維護世界和平，盡管這最終是由蘇聯的國家政策決定的。
六、20世紀80年代和平運動再次興起
20世紀80年代，歐洲和平主義又出現了新的變化。人們曾在政治和宗教特性上去尋找原因，發現這些地區主要受新教的影響，同時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力量強大，深受和平主義和中立主義的影響，而共産主義思潮的影響卻很小。因此，在西德之前，這裡的和平運動就已經蓬勃發展了。
這裡還要再強調一個很重要的區别：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這段時期，蘇聯及其衛星國的和平主義力量非常強大，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共産主義力量仿佛變得邊緣化了。與此同時，又出現了各種思潮，或者稱之為“第三條道路”（既不站在美國一邊，也不站在蘇聯一邊）。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和平運動中，仍然有對資本主義的批評，許多領導人和參與者都認可社會主義的理想，而這種情況在20世紀50年代的運動中并不明顯。
随着蘇聯的垮台和由此産生的新世界，關于和平的願景發生了深刻變化。從1990年至2000年，人們開始對以前的成見或舊的定論進行反思。
七、結論
當前的形勢并不明朗，哪些是今天的和平力量？如何表達和平主義和社會問題？在全球化新階段中應該用什麼樣的政治調控工具去保障和平？雖然饒勒斯之後的世界已經改變，但是社會主義者們提出的某些根本性問題在新的條件下仍然存在。當和平與宗教的關系無法回避的時候，我們應當想想前人是如何做的，因為狂熱的原教旨主義同樣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
由此看來，中國作為新興力量的崛起，對于某些國家可能是挑戰，但是對于世界和平則是一種機遇。近期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美國的好戰主義根本不能與中國的和平外交相提并論，因為後者植根于世界各族人民和平共處的長期傳統之中。和平是一個政治問題，是可以通過調控、各種交往或是動員民衆來實現的；但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和經濟問題，會對人民生活産生重大影響。因此，和平也是這個世界中每一個有共同信仰的個體的事情。
作者單位：法國《今日馬克思》雜志，譯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