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啟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再到以青年黑格爾派為代表的德國激進主義的興起，是馬克思主義産生的思想土壤。但馬克思自1843年起，即與包括以赫斯為代表的激進行動哲學以及激進民主主義做了界分，此後，經新唯物主義暨唯物史觀的形成到《共産黨宣言》，對左翼激進主義的批判一直是一條重要輔線。《共産黨宣言》之後馬克思主義的走向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主流傳統的演進，如馬克思對歐洲革命的反思，馬克思對歐洲工人運動以及第一國際的參與及主導，馬克思艱苦卓絕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系統闡釋，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以及對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批判，列甯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以及第三國際的工作，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及其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形成等，均自覺貫徹了馬克思主義與左翼激進主義的界分。
馬克思主義産生時的激進主義傳統及其分域
馬克思主義的産生，應當追溯到1843年的《德法年鑒》時期，在此前的《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完成了對啟蒙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的超越，在經曆了克羅茲納赫時期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後不久，便是《德法年鑒》時期在激進民主主義中的逗留。正是這一逗留，使馬克思主義在其産生時即與以民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為代表的左翼激進主義區别開來。
19世紀30—40年代，以巴黎為中心實際上形成了一波影響歐洲乃至整個西方的左翼激進主義潮流，在德國則形成了四季社與燒炭黨等左翼激進工人組織，并形成以青年黑格爾派為代表的激進主義理論派别。
1843年馬克思在形成其社會政治學說時，與左翼激進主義形成了兩個方面的界分。第一方面的界分，是馬克思同當時表現為民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并帶有恐怖主義傾向的左翼激進主義運動的區分，在理論上則特别表現為同赫斯行動哲學的區分。1843年前後，馬克思對法國大革命前後産生并波及歐洲的激進政治運動作出了多次批判，涉及巴貝夫、博納羅蒂、卡貝、德薩米，尤其是布朗基主義、正義者同盟以及魏特林等帶有恐怖主義傾向的左翼激進主義。布朗基主義者以及魏特林等人理論粗陋，卻擁有較廣泛的群衆基礎，與此相關的“正義者同盟”之類的激進左翼秘密團體影響同樣很大。馬克思在40年代初就熟悉并認識這批左翼激進主義者，他敏銳地覺察到他們并沒有真正代表和理解人民，隻是以民粹主義的方式行動。在實際的政治實踐中，人民不過是他們實現極端政治目标的工具，是“無知的大多數”或“烏合之衆”，民粹主義打着人民的旗号，實則利用了“沉默的大多數”并建構了一個由其解釋的整體性的人民概念，且往往不擇手段地把人民“綁架”到他們所意願的激進主義快車道上，他們并不真正忠于人民，而是在封建王權退出曆史舞台之後，再一次造成極權主義。馬克思對這類左翼激進主義的宗派性和極權性十分反感，對其蠱惑民衆的态勢也深表憂慮。自形成自己的社會政治理論起，馬克思就感到這樣一種左翼激進主義對于無産階級革命事業的妨礙與傷害，因此不遺餘力地對其展開批判。馬克思對左翼激進主義的批判，本身就構成了一條馬克思主義社會政治理論闡釋與發展的輔線，在馬克思看來，不對這種左翼激進主義展開清晰的批判，就不足以講清楚自身的社會政治理論。
第二方面的界分，則是同樣在1843年開始進行的同激進民主主義的自覺區分。在同布朗基主義、赫斯的激進的行動哲學及其左翼激進主義區分開來的同時，馬克思也同左翼激進主義的另一種形式——激進民主主義區分開來。馬克思在激進民主主義中的“逗留”不是停滞與止步，而是“經由”激進民主主義轉向共産主義，但馬克思不是轉向當時激進民主主義所定義的共産主義，而是轉向包含着社會解放和無産階級作為曆史主體的人類解放的共産主義，因而是通向科學社會主義的共産主義。實際上，1843年，馬克思對卡貝、德薩米與魏特林式的激進民主主義的共産主義依然很反感，以至于他并未使用共産主義這一概念。馬克思先是接受并重釋了社會主義概念，然後才從激進民主主義逐漸轉向接受并重釋了共産主義。馬克思從激進民主主義到共産主義的轉變，起始點是1843年，完成則是1848年的《共産黨宣言》。而且，馬克思1843年在激進民主主義中的逗留，顯然不是指馬克思接受了激進民主主義，而是經受其洗禮，既肯定其曆史的進步與積極意義（其中既包含着與封建主義和啟蒙自由主義的雙重決裂，也包含着同赫斯行動哲學中的小資産階級性質的個人英雄主義及其左翼激進主義的區分），同時又要求克服和突破激進民主主義本身。當然，馬克思對激進民主主義的真正克服與突破，是同其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聯系在一起的，因此，不能将馬克思1843年在激進民主主義中的逗留，看成是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孤立的理論事件。
與激進民主主義有别，馬克思強調從政治革命轉向社會革命，強調通過社會革命實現人的全面解放。馬克思當然贊同革命，但革命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革命是從傳統社會和現代資産階級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決定性轉變，革命的目的必須是推進曆史進步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對馬克思而言，無産階級絕不是民粹主義主體的流氓無産者，而是具有高度現代文明意識和實踐能動性的曆史主體，在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條件下，則要求具體化為先進的工人階級。而且，在馬克思那裡，自從形成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自覺，進而形成無産階級政黨理論，無産階級這個概念就不能被看成是民粹主義的。
馬克思主義主流傳統與激進主義的界分
現代西方學術界（甚至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常常不加區分地将馬克思主義看成是左翼激進主義、甚至是左翼激進主義的主導。但他們低估或者無視了一個事實：作為政黨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形形色色的激進左翼理論是有本質區别的。
1848—1852年間，以出版《新萊茵報》為标志，馬克思對歐洲革命進行了系統的分析與反思，在不斷鞏固無産階級革命理論與國家理論的過程中，馬克思不僅回擊了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改良主義，也堅決批判了急躁冒進的民粹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由此使馬克思主義主流傳統得以鞏固。
有些觀點過于簡單地認為馬克思從事《資本論》研究完全沉浸于學術狀态，從而有意淡化或避開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革命意識。實際上，馬克思清楚地知道其學說及理論的曆史使命，他轉入書齋實際上是理論上的政治實踐，即從理論上弄清社會政治實踐的來龍去脈，并不存在“書齋”與“革命”的二分。《資本論》的研究正是以理論的方式回應激進主義運動，包括更為理性而清晰地界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與左翼激進主義，我們知道，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了“兩個決不會”思想，那是馬克思在着手政治經濟學批判十餘年後，經曆了對歐洲革命的反思、并在一個更長時段的世界轉變視野中，對現存社會即資産階級社會的診斷。但這并不意味着馬克思不再堅持革命思想。事實上，1848年之後，馬克思持續關注社會革命與世界革命。而且對于那些拒絕承認革命尤其是社會革命的傾向，比如工聯主義，馬克思無疑持批判态度，對于那些僅限于承認歐洲革命，而拒絕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突破地域限制，從人類解放的意義上理解歐洲革命的傾向，馬克思同樣也是否定的。
馬克思持續關注歐洲工人運動，并努力将社會革命與人類解放思想引入歐洲工人運動，但這一努力與馬克思對左翼激進主義的自覺批判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肯定，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曆史轉變過程中，當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發生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矛盾時，必然會發生暴力革命，但馬克思不同意，并且反對左翼激進主義的唯暴力革命論。
作者單位: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年第3期
